关于思想的论述，须以明确的时代划分为前提。因为当政治思想的论述脱离时代史而展开时，往往会引发诸多误解与错觉。正因如此，本文在论述英国近代思想之际，也拟先明确时代划分，而后展开论述。
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启蒙主义时代"通常是指从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百年间。然而，在这个彻底摆脱"宗教框架"、发生了空前绝后的政治思想的、文艺的、世界观的大变动的启蒙主义时代之前，还有大约一百年的时期，展开了一段为启蒙时代作准备、浸满血泪的"前史"。在这血流成河的十七世纪"百年前史"中，与此前的文艺复兴时代形成鲜明对照，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剧变以及思想的、文艺的剧烈涌动。10—14世纪是本来意义上的中世纪，15—16世纪的中世纪末期则是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得以复苏。然而，这场文艺复兴依然被禁锢在固守神的观念与基督教信仰的"基督教式宗教框架"之内。但这"百年前史"的十七世纪，纵然未曾抛弃神的观念与基督教信仰，却已经开始将神的概念作理神论式的变形，并通过惨烈的教义论争，以战斗的姿态改造既有的天主教式圣经解释，同时将路德、加尔文主义新教教义无限细分，从而使其与既有教会体制之间在思想上普遍陷入严重的冲突与摩擦，成为这样一个时代。
过去人们径直将这一时代称作"文艺复兴时代"，至今仍有人如此称呼。但近来一些专攻文化·思想史的史家，开始将十七世纪的这"百年前史"时代称为"巴洛克时代(Baroque Age)"。这是一个时代名称。巴洛克建筑的特征是怪诞、失衡、异想天开、非逻辑、诡辩、偶然等，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均衡、和谐、对称、逻辑、必然形成对立。"Baroque"一词本义为"畸形的珍珠"，这恰与巴洛克时代的特征在比喻意义上不无契合之处。有鉴于此，笔者也接受这些文化·思想史家提出的这一新的时代概念，拟将那"百年前史"时代称为"巴洛克时代"。
不过，具体从何时开始进入巴洛克时代，或有异议。仅以时代分期裁断欧洲历史的史家们，大概愿意将路德宗教改革肇始的1517年视为巴洛克时代的起点，而将终结三十年战争、促成新教与天主教大妥协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之年1648年视为其终点。然而，宗教改革与新教的宗教、政治思想，同样丝毫未能摆脱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基督教式宗教框架"，依旧被禁锢其中；宗教战争虽在国际层面于1648年终结，但在各国内部，例如英国，一直延续到1689年新教贵族驱逐天主教君主的光荣革命时期。1640—1660年的英国清教徒革命，也不能仅仅视为纯粹的政治、社会革命，它同时也强烈地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信奉路德主义与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宗派，即加尔文主义新教，推翻了镇压清教徒的英国国教会（圣公会）首脑查理一世，也就是将其作为"异端君主"加以"绝罚"。而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同样是国教会托利派与新教辉格派联手，招来荷兰外国军队，将天主教君主詹姆斯二世作为异端君主加以驱逐、"绝罚"的一场国际性宗教内战。与此同时，法国在此前后，终结了长达三十年的宗教内战"胡格诺战争"、允许胡格诺派（法国新教徒）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宗教活动的亨利四世《南特敕令》（1598），也于1685年被路易十四废除，对胡格诺派的宗教镇压随之重启。
由此可见，如果说文艺复兴末期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战争时期，那么巴洛克时代则是一个即便附加了政治、社会革命层面、宗教战争依然交织延续的时代。一言以蔽之，"巴洛克时代"既不能说是始于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也不能说是终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
不过，至此可以明确指出的是：在英国，宗教战争最终因1689年的英国光荣革命而告终结，反倒是自那时起，针对天主教徒与清教徒的镇压开始展开。在法国，尽管对胡格诺派的镇压依然存在，但随着路易十五（1710—1774）的即位，也开始有所松动。猎巫审判虽在整个欧洲及新英格兰依然持续，却也开始逐渐稀少。此外，伏尔泰于1763年以要求"普遍宽容"的《论宽容》，向残存的宗教镇压、宗教冲突以及残存的猎巫行动施以最后一击。因此，从技术上将宗教战争终结之肇端定为1688年，应属可行。至于巴洛克时代的"起点"，笔者认为，应摒弃将路德宗教改革肇始之年（1517年）视为起点的观点，而以乔治·布坎南《苏格兰王权论》(De Jure Regni apud Scotos)刊行之年——1579年——作为起点，方为妥当。因为布坎南在此书中粉碎了新、旧两教共通的理论"王权神授说"，重新倡导"王权民授论"，并建立了几乎已从基督教教义中净化出来的暴君放伐论，从而最终超越了新、旧两教的异端君主绝罚论；此后，苏亚雷斯、弥尔顿、格劳秀斯、洛克等人的人民主权论与暴君放伐论，无不是暗中"剽窃"布坎南、加以种种变形而继承下来的。苏亚雷斯正是为天主教人民放伐异端君主（新教君主）、以及天主教国家为推翻异端君主而进行宗教侵略进行辩护的代表性论客；而弥尔顿、格劳秀斯、洛克，不正是处决镇压清教徒的国教会君主的清教徒革命、以及驱逐日渐扩大宗教宽容的天主教君主的光荣革命的代表性论客吗！
由此看来，若以英国思想史为准，"巴洛克时代"为1579年至1688年间约一百余年，"启蒙主义时代"则为1689年至1789年恰好一百年。因此，巴洛克时代与启蒙主义时代合计涵盖二百余年的漫长时期，英国与欧洲在这二百年间反复出现且不断激化的文化的、思想的剧变与政治的冲突，皆因孔子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冲击，使既有的"基督教式宗教框架"扭曲或破裂，新的政治哲学与文艺思潮随之奋起而发生。在这二百余年间，欧洲与英国的文化、艺术思潮经历巨大变化，作为近代哲学的启蒙哲学随之兴起，并迅速扩大其影响力。因此，本书从孔子哲学所施加的冲击与影响的角度，分析了巴洛克时代与启蒙主义时代英国的文化、艺术家与启蒙哲学家，即自布坎南以下，弗朗西斯·培根、约翰·弥尔顿、约翰·韦布、理查德·坎伯兰、威廉·坦普尔、艾萨克·福西乌斯、纳撒尼尔·文森特、约翰·洛克、沙夫茨伯里、约翰·特伦查德与托马斯·戈登、马修·廷德尔、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十五位英国思想家。这十五位思想家不仅主导了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政治思想，而且无论辉格派抑或托利派，都是直接或间接铸就巴洛克·启蒙主义时代英国现实政治的"孔子崇拜者"、"孔子礼赞者"，或"孔子剽窃者"。
即便在巴洛克时代，欧洲也已出版了由传教士、商人、船长、医师、航海家、军人、旅行家、冒险家们撰写的数百种中国报告与书信集，另有数百种关于亚洲的书籍问世。这些书籍中，约25种涉及南亚，约15种涉及东南亚内陆地区，约20种涉及东南亚诸岛。其余六十余种则集中专论东亚与远东诸国。因此，在巴洛克时代，"几乎不会有欧洲知识分子完全未受这些书籍影响；由此，倘若当时欧洲的文物与文化、艺术、哲学、科学中看不出这种影响，那才真正令人惊讶。"¹十七世纪的英国，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样已普及开来，孔子哲学正处于扩散之势。
英国投身东方贸易的时间晚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而且直到十七世纪，也几乎从未刊行过孔子经典译本或中国相关书籍。然而，英国人自十六世纪中叶起，便勤于进口并阅读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出版的中国报告、远东游记、孔子经典译本，或中国、孔子研究著作，或将其译为英文出版，广为流传。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征服者、冒险家、劫掠者、传教士们，自绕经好望角的东方航路开辟的十六世纪中叶起，便勤勉地将远东的儒教文明与孔子哲学运送到欧洲。从那时起直至十六世纪末，伊比利亚与意大利刊行的中国相关书籍或中国报告，有葡萄牙佚名氏的中国报告（1555）、费尔南·平托的书信集（1556）及《平托游记》（1614）、加莱奥特·佩雷拉的中国报告（1564）、加斯帕·达·克鲁兹的《中国风物论》（1569—1570）、马丁·德·拉达的官方中国报告书（1575）、贝尔纳迪诺·德·埃斯卡兰特的《中国航海论》（1577）、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亚历山德罗·范礼安与杜阿尔特·孟三德的《罗马教廷访问日本使节团》（1590）等。²到了十七世纪初，塞缪尔·珀切斯的《珀切斯朝圣之旅》(Purchas, His Pilgrimage)（1613）与利玛窦、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Propagatione Christiana apud Sinas)（1615）相继出版。³此后，曾德昭、卫匡国、基歇尔、纳瓦雷特、纽霍夫、安文思等人撰写的各类中国志，在整个十七世纪后半叶层出不穷、大量涌现。
最早向欧洲介绍孔子的书籍，是范礼安与孟三德神父的《罗马教廷访问日本使节团》。他们关于孔子及孔子哲学的记述，是以利玛窦的报告为基础的——利玛窦于1579年随罗明坚神父，首次经由广州府正式进入中国，并成功获准在肇庆与韶关居留。范礼安(本)性之光(light of nature)"的哲学加以介绍。此后成为"启蒙(Enlightenment)"之"光(light)"的这一"本性之光"，取代了那名为照亮世界、实则使世界陷入黑暗的"启示之光"、"信仰之光"、"恩宠之光"。珀切斯、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拉莫特·勒瓦耶等人的著作，将范礼安与孟三德早年以"本性之光"哲学介绍的孔子哲学，再度确认为"本性之光的哲学"。若深入探究十七至十八世纪启蒙之"光"，便可发现：西方传教士们，或是将《大学》"明明德"、"天之明命"、"皆自明也"中的那个"明"，《中庸》"自诚明"、"自明诚"、"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著则明，明则动"中的那个"明"，抑或干脆是大明帝国的那个"明"，理解为"lumière"或"light"（光），并将这一"光"投入为启蒙的"光"；而在德国，则是将大清帝国的"清"，理解为（Aufklärung的）"Klarheit"（清澈、明亮），并将其投入为启蒙主义那种卫生学的、血统论的"清洁"与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纯化、明晰化"的武器。
通过各类报告与著作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伊比利亚人、意大利人以及英国人珀切斯，及其后相继问世的各类中国志，最早将这"本性之光"，或曰"自然之光"的哲学，连同明代中华帝国乃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繁荣的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同时又是宗教自由与宽容之国这一惊人事实，传给了因宗教冲突多歧化而四分五裂的欧洲。由此，在关于中国与孔子的崭新信息、知识的洗礼下，欧洲的启蒙思想开始萌发；而在英国，则因布坎南、培根、弥尔顿、韦布、坦普尔等人的先驱之功，启蒙思想比大陆更早萌芽。
频繁往来于法国、西班牙等地、在英国率先接触中国政治文化的乔治·布坎南，于1579年刊行的《苏格兰王权论》中，否定王权神授说，宣扬主张王权民授论与暴君放伐论的民本主义人民主权论。布坎南这一儒教式、民本主义式的王权民授论，成为清教徒革命的思想动力。继而，弗朗西斯·培根于1627年撰文论述中国的尚古主义文化与经验主义，建立了近代经验论与理想国式的科技立国论。约翰·弥尔顿则继承布坎南的自由·平等论与暴君放伐论，作为清教徒革命的官方意识形态代言人，以及英国克伦威尔共和国负责外语事务的秘书，刊行了《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1644）、《论国王与官员的任期》(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1649）、《圣像破坏者》(Eikonoklastes)（1649）等著作，宣扬言论自由，论证人民主权与暴君放伐论，并以此为基础，论述处决查理一世之正当性。
自十七世纪中叶起，更为精确详尽的中国报告接连问世，孔子经典也在孔子首次被介绍给欧洲约八十年后得以译出。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约1585—1658）的《中华帝国志》（西班牙语版1642年、意大利语版1643年、法语版1645年、英语版1655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中文名衛匡國，1614—1661）的《中国志》（1659）、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中国图说》（1667）与纽霍夫的《北京使团纪行》（1665）、纳瓦雷特的《中华帝国志》（1676）、安文思的《中国新志》（1688）、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1696）、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等相继出版。⁴此外，1662年至1687年间，殷铎泽、郭纳爵、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等人将儒家经典中的《论语》《大学》《中庸》完整译为拉丁文，在巴黎出版。1711年，弗朗西斯·诺埃尔在布拉格将上述三书与《孟子》《孝经》《小学》共六书悉数译为拉丁文，以《中华帝国经典六书》之名出版。⁵
随着中国、孔子相关书籍如此层出不穷地涌现，欧洲人与英国人对中国的礼赞和对孔子的崇拜，逐渐迈向顶峰。在这一潮流之中，中国文化与孔子哲学的影响力也随之攀升。在此期间，英国启蒙思想家们历经清教徒革命之后的王政复辟与光荣革命的政治剧变，涌现出大量著作。约翰·韦布、理查德·坎伯兰、威廉·坦普尔、纳撒尼尔·文森特、艾萨克·福西乌斯、约翰·洛克、沙夫茨伯里、特伦查德、戈登、廷德尔、休谟、亚当·斯密等即属此列。经由光荣革命前后这些"哲学巨匠"，英国的启蒙哲学得以超越大陆的启蒙主义。
另一方面，十八世纪迅速扩大对远东贸易的英国，跃升为中国商品的最大进口国，成为进口中国与远东文物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英国的中国风艺术、工艺文化风潮——即"中国风"（chinoiserie），其兴盛程度甚至超过法国。英国的"中国风"并非指中国文化、艺术、工艺本身，而是指"仿制"中国文化、艺术、工艺而成的欧洲版中国风文化、艺术、工艺样式。简言之，"英国式中国风"乃是中国文化、艺术、工艺的"英国版翻新"。
此外，随着东方贸易的扩大，英国在学习中国文化、经济与孔子哲学，以及引进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方面，也成为欧洲最为领先的国家。"中英花园"（the Chinese-English garden）理论的创立与造景园林的营建，以及仿制中国漆器、陶瓷、壁纸等而大批量生产的优质英国制中国仿制品，正是英国中国风兴盛与进口替代产业繁荣的绝佳例证。而世袭的、血统的绅士（gentleman）模仿中国的"绅士"（士大夫、mandarin），进而成为"道德的"绅士，则是英国伦理道德先进化的绝佳例证。随着关于孔子哲学与中国士绅知识的传播，英国绅士不再是因"生而为绅士"便成为"英国绅士"，而是因为效法那具备道德德性与学识、经国家考试验证、通过履行公务证明其道德品格与实力的"中国士绅"，方才成为"英国绅士"。由此，仿效"中国士绅"的英国绅士，便由"血统的、世袭的"意义上的绅士，"重生"为"道德的"意义上的"英国绅士"。
而在孔子主义与儒教文明的影响之下，英国的思想、文化、文物经历了巨大变动，公开赞颂、崇拜孔子的培根、弥尔顿、文森特、洛克、沙夫茨伯里、廷德尔、特伦查德、戈登、休谟、斯密等——震撼整个欧洲的——启蒙主义巨匠大批涌现。随着孔子哲学的传播与启蒙思想的普及，剑桥柏拉图主义自然而然地被排挤到英国思想界的边缘。从中国经验性的科学、技术中建立起近代经验论的培根，以及承继这一传统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们，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经验主义的孔子哲学与中国学问——不带大陆哲学家们常犯的"理性主义式扭曲"——纳入自己的"自由思考"（free-thinking）之中，因而得以一跃而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国"与"政治先进国"。
由此，十八世纪的英国在启蒙哲学与中国风这两方面均引领大陆。中英花园在大陆的扩散，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将法国的文化、学术成就称作"小品"、而将英国的成就誉为"杰作"，伏尔泰哲学上从理性主义转向经验主义、从智性主义转向德性主义的"转向"，魁奈与米拉波（Victor de Riquetti le Marquis de Mirabeau，1715—1789）对洛克经验哲学的接受，⁶以及洛克与休谟的译本在巴黎大为流行等事实，无不充分证明了启蒙主义时代英国在文化、哲学上的霸权地位。
英国的文化与哲学，因十七世纪初以来日益大量化、大规模化的远东文物输入，以及孔子哲学与中国政治文化所施加的思想的、文化的、制度的、经济的冲击，经历巨大变动，进而开始席卷欧洲。在远东文化的传播与英国的文化变动之中，英国的思想界与文化界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孔子主义与亲中国的风潮。当然，对于这种"被卷入"，英国教会与基督教式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卫正斥邪派的反弹也不容忽视。英国的卫正斥邪派，是巴克斯特、沃顿、伯克利等神父、神学家，乔治·安森海军上将，以及撰写小说与随笔的奴隶贸易商丹尼尔·笛福等人。下文将详细分析他们的主张，揭示其中的谬误、无知与诬妄。当然，孔子崇拜者与中国礼赞者对孔子与中国也并非全无无知与谬误，本书亦将毫无遗漏地一一揭示其缺陷。
英国的文化变动，表现为古典主义的衰退，中国风与洛可可艺术的兴起及席卷，中国式造园论及"中英花园"类型造景园林的传播，中国风·洛可可建筑与哥特式建筑的结合与流行，以及浪漫主义发端于中国式美感与悠久性等诸多方面。英国浪漫主义竟发源于重视悠久历史经验的孔子经验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这一出人意料的事实，堪称历史长卷中的一页，足以让远东亚洲人与全世界人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到儒教文明——纵然本已从多个角度得到印证——的优越性。
英国的政治制度，因引进中国内阁制、中国式官僚制、笔试制度、公务员任用考试等，以及世袭贵族身份在社会经济上的削弱与在政治上的退出，国民国家（平民国家）的确立等，而逐渐走向近代化。此外，在孔子哲学的影响下，随着理神论得势、脱基督教化与世俗化的推进，英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同样脱离宗教化、世俗化，转变为本性的伦理道德。
就政治哲学而言，因孔子哲学的影响，欧洲首先在英国由布坎南、弥尔顿、洛克开创了近代自由、平等、革命理念；随后，在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休谟、亚当·斯密等道德学家的论述中，道德哲学被革新为孔子主义式的本性道德论，从而彻底摆脱一切"启示道德"的框架与内容，完全脱离宗教化、祛魅化、世俗化。此外，休谟粉碎了"小国=民主政、大国=君主政"这一欧洲传统的政治图式，并以幅员辽阔的中国——凭借"领土之广袤"，得以同时享有"自由与中道"之政治——为范式，为广袤的北美殖民地之独立预作准备（此处韩文原文疑有脱漏）。由此，独立后采行民主共和制的美国，成为一个领土与国力超越整个欧洲总和的"庞大"民主国家，每当欧洲民主陷入危机之际，都能成为守护近代民主的"最后堡垒"。倘若没有这个"庞大的美国民主"，今日我们所享有的这一民主，恐怕无法抵御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反民主意识形态与反民主势力的侵蚀而得以保全。此外，亚当·斯密以孔子的市场哲学与中国市场经济，以及在中国影响下展开的魁奈重农主义式自由市场论为基础，完成了近代自由市场论；反谷物法运动者与英国议会则通过废除《谷物禁运法》，完成了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中国风以及孔子哲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之下，将启蒙哲学与政治思想、以及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到极致，从而在欧洲率先开启了"高度近代"（high modernity）。下文将以文艺评论家、艺术家、启蒙哲学家为中心，对此精细加以阐明。在孔子哲学影响下活动的英国道德学家中，首先应予论列的哲学家，是约翰·弥尔顿与纳撒尼尔·文森特。弥尔顿作为克伦威尔"自由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代言人，将儒教式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宗教宽容、中国式的学校·教育论、人的自然自由·平等论与暴君放伐论加以本土化、大众化，并使本性道德论得以普及。而查理二世的宫廷专任布道牧师文森特，则于1685年奉王命刊行宫廷布道集《荣誉之正解》，首次将《大学》的部分内容译为英文，并将孔子"天下无生而贵者也"一语译为"除王室成员外，无人生而尊贵"（None are born great but those of Royal Family），从而开辟了通往洛克天赋的、自然的平等论的"英国之路"。约翰·洛克则继承弥尔顿、文森特等人，完成了自然自由·平等论与欧洲式的革命权（抵抗权）理论。
英国的理神论，与培根、牛顿主义式的科学革命一道，重新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并推举中国。沃尔特·戴维斯（Walter W. Davis）对这一思想的、历史的关联作了如下论述："毫无疑问，在彼此关联的宗教领域与伦理领域中，理神论是由激发对适用于人类一切努力领域之自然法则的探究的牛顿革命所孕育的。但请回想，中国为十八世纪思想家们所知的理神论伦理提供了唯一现实存在的原型——因而乌托邦式的玄想已不再够用——这一事实，那么中国爱好者与主导性理神论者之间的亲和性，便宏大到难以轻易忽视的地步。"⁷因为理神论者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中国爱好者。
沙夫茨伯里与中国爱好者皮埃尔·贝尔关系密切，并师从于他，通过接纳孟子哲学中的是非感觉论与道德情感论，开创了本性论式的道德哲学，并将理神论提升至新的境界；哈奇森又将其进一步发展。休谟与亚当·斯密则从本质上丰富了沙夫茨伯里与哈奇森的道德情感论，并从多个角度使之精细化。这一由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休谟、斯密——皆为爱好中国、信奉孔子主义的道德学家——相继承接的道德哲学思潮，正是通向彻底世俗化的"近代伦理学"的伟大历程。在这一历程中，特伦查德、戈登等理神论者，将孔子尊崇为比耶稣更为伟大的圣人；激进的辉格派则倡言将英国与欧洲全面"中国化·儒教化"。
休谟与亚当·斯密接纳中国的自由市场制度，发展了魁奈自由市场式的重农主义，从而完成了近代自由市场论。休谟的自由工商业论，与孔子"无为而治"的命题暗中相通；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与魁奈概念化为"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的孔孟"天地之道"、"无为而成"，以及司马迁"自然之验"的概念，"看不见地"紧密相连。西迁于此完成。英国的自由贸易，是在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完成整整七十年之后才获得允许的。尽管如此，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仍应被列为引领英国走向近代化的近代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下文将依据广泛的史料与资料，就此细密考订、精详论证。
¹ Donald F. Lach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I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3), 第1890页。
² 关于这些中国报告及中国相关书籍的详细分析，参见：黄台渊，《공자철학과 서구 계몽주의의 기원》(孔子哲学与西方启蒙主义的起源)（坡州：清溪，2019），第602—714页。
³ 关于珀切斯与利玛窦中国报告的详细分析，参见：黄台渊，《공자철학과 서구 계몽주의의 기원》(孔子哲学与西方启蒙主义的起源)，第957—975页。
⁴ 关于这些书籍内容的详细分析，参见：黄台渊，《공자철학과 서구 계몽주의의 기원》(孔子哲学与西方启蒙主义的起源)，第975—1041页。
⁵ 关于孔子经典翻译史，参见：黄台渊，《공자철학과 서구 계몽주의의 기원》(孔子哲学与西方启蒙主义的起源)，第1041—1093页。
⁶ Adolf 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a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Berlin: Oesterheld & Co. Verlag, 1922), 第111页。英译本：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New York: Kegan Paul, Trench, Turner & Co., LTD and Alfred A. Knopf, 1925), 第102页；Lewis A. Maverick, China – A Model for Europe, Vol. II (San Antonio in Texas: Paul Anderson Company, 1946), 第119页。
⁷ Walter W. Davis, "China, the Confucian Ideal, and the European Age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4, No. 4 (Oct.–Dec. 1983), 第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