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历史上，"启蒙主义时代"通常是指从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止的近世初期一百年间。然而，在欧洲历史上，这个彻底摆脱"宗教框架"、发生了空前绝后的思想的、文艺的、世界观的大变动的启蒙主义时代，此前还有一段长达百年的"前史"。在这"百年前史"时代，与此前的文艺复兴时代相比，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的、文艺的剧变。与10—14世纪本来意义上的中世纪相比，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属于中世纪末期。因此，文艺复兴时代虽然文艺得以复兴，但这场文艺复兴始终是在固守神的观念与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框架"之内发生的。然而，这"百年前史"却是新兴哲学家们登场，将神的观念——纵然未曾抛弃——进行理神论式的扭曲，并使其从天主教、新教式的圣经解释中脱离出来，从而在思想上与既有基督教之间展开严重的世界观框架冲突与摩擦的时代。
虽然有学者仍将这一时代径直称为"文艺复兴时代"，但近来一些专攻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史家，借用"巴洛克(Baroque)"这一建筑美术概念，将这"百年前史"时代称为"巴洛克时代(Baroque Age)"。笔者也接受这一时代划分，拟将那"百年前史"称为"巴洛克时代"。
不过，具体从何时开始进入巴洛克时代，或有异议。仅以时代分期裁断欧洲历史的史家们，往往愿意将路德宗教改革肇始的1517年视为巴洛克时代的起点。然而笔者认为，宗教改革与新教同样仍被禁锢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基督教式宗教框架之中。因此，笔者将巴洛克时代的起点定为1579年，即乔治·布坎南否定天主教与新教共通理论——"王权神授说"，并主张"王权民授论"与暴君放伐论的《苏格兰王权论》(De Jure Regni apud Scotos)刊行之年。据此，"巴洛克时代"为1579年至1688年间约一百余年，"启蒙主义时代"则为1689年至1789年整整一百年。巴洛克时代与启蒙主义时代合计涵盖二百余年的时期。
这两个时代反复出现的思想的、政治的剧变与冲突，皆因孔子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冲击，使既有的"基督教式宗教框架"发生扭曲或破裂而起。在这二百余年间，欧洲与英国的文化、艺术思潮发生剧变，作为近代哲学的启蒙哲学随之兴起。本书《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的孔子崇拜与道德学家》，正是探讨巴洛克时代与启蒙主义时代英国的文化、艺术思潮与启蒙哲学。就思想家而言，本书从孔子哲学所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了自乔治·布坎南以下，弗朗西斯·培根、约翰·弥尔顿、约翰·韦布、理查德·坎伯兰、威廉·坦普尔、艾萨克·福西乌斯、纳撒尼尔·文森特、约翰·洛克、沙夫茨伯里、约翰·特伦查德与托马斯·戈登、马修·廷德尔、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十五位英国思想家。这十五位思想家，无论辉格派抑或托利派，都是直接或间接铸就巴洛克·启蒙主义时代英国现实政治的人物。
在本书《近代英国的孔子崇拜与道德学家》之前问世的《孔子哲学与西方启蒙主义的起源》，追溯并细密考证了孔子与孟子的政治、道德、经济哲学，叶适、丘濬、黄宗羲等人的经济理论，十七至十九世纪绅商阶层（中国资产阶级）的改新儒学，十一至十八世纪中国与远东诸国的政治经济史，儒教文明与孔子哲学的西迁，以及儒教文明与孔子哲学因其文化的、思想的冲击而催生西方启蒙主义之萌芽与起源等课题，并作了概论性的梳理。在这一追溯与考证工作中，笔者将宋代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设定为"普遍史意义上近代之发端"，即"近世之开端"，并将这一具有普遍史意义的近代性规定为"儒教式近代性"。由此，《孔子哲学与西方启蒙主义的起源》在反复将远东的政治、经济发展还原为孔孟的政治、经济哲学加以分析之后，又介绍了自十六世纪中叶起最早将儒教文明传至西方的葡萄牙佚名氏的中国报告（1555）、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中国报告（1556）及《平托游记》（1614）、加莱奥特·佩雷拉的中国报告（1564）、加斯帕·达·克鲁兹的《中国风物论》（1569—1570）、拉达的官方中国报告书（1575）、埃斯卡兰特的《中国航海论》（1577）、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范礼安与孟三德的《罗马教廷访问日本使节团》（1590）等。此外，受最早传入欧洲的儒教文明影响而萌发的所谓"巴洛克政治思想"的萌芽，本书主要围绕乔治·布坎南激进的王权民授论与暴君放伐论（1579）、罗伯特·贝拉明的自然自由·平等论与折衷式王权民授论（1581—1593）、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的王权民授论与异端君主放伐论（1612、1613）等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展开分析。到了十七世纪，珀切斯（1613）、利玛窦与金尼阁（1615）、曾德昭（1643）、卫匡国（1659）、基歇尔（1667）、纽霍夫（1665）、纳瓦雷特（1676）、安文思（1688）、李明（1696）、杜赫德（1735）等人的中国游记与中国志相继刊行；1662—1687年间，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等人将儒家经典中的《论语》《大学》《中庸》译为拉丁文，刊行了《中国的智慧》（1662）、《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学》（1667）、《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等书；1711年，弗朗西斯·诺埃尔又将上述三书与《孟子》《孝经》《小学》合编为六书，以拉丁文全译出版为《中华帝国经典六书》。与此同时，从十七世纪中后期到十八世纪初，催生西方启蒙主义的"启蒙主义先驱者们"相继登场。这批或暗中崇拜、或悄然追随孔子与儒教文明的早期启蒙主义者，本书主要围绕弗朗西斯·培根、拉莫特·勒瓦耶、艾萨克·福西乌斯、约翰·韦布、巴鲁赫·斯宾诺莎、理查德·坎伯兰、威廉·坦普尔、纳撒尼尔·文森特、塞缪尔·冯·普芬多夫、皮埃尔·贝尔、约翰·洛克、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等十二人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作了概论性的分析与梳理。
与十七世纪的哲学家们不同，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家们几乎人人竞相公开高呼孔子之名，以此夸耀并炫耀自己启蒙主义的正统性。在援引和运用孔子学说方面，区别仅在于坦率而理直气壮者与心怀怯懦、隐匿自身、或为炫耀自己的独创性而刻意隐瞒其取法于孔子哲学之事实者之间而已。十八世纪，约翰·韦布、威廉·坦普尔、纳撒尼尔·文森特、皮埃尔·贝尔、约翰·洛克、休谟、伏尔泰、魁奈、达尔让松、狄德罗等几乎所有哲学家，都坦率而理直气壮地高呼、礼赞"孔子"；相反，继十七世纪中后期的弥尔顿之后，沙夫茨伯里、亚当·斯密等人则因惧怕教会的镇压威胁，或欲将孔子的思想装扮成自己的独创思想，遂剽窃孔子哲学，并竭力隐瞒此事、抹去痕迹。另一方面，费纳隆、马勒伯朗士、巴克斯特、沃顿、伯克利、笛福、孟德斯鸠等坚守基督教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所谓欧洲"卫正斥邪派"，则被排挤到英国知识界的边缘，或明或暗地诋毁孔子哲学与中国文明。
本书精细分析了英国的"中国风"（chinoiserie），即受中国风文艺、工艺、艺术以及孔子哲学影响的英国启蒙主义道德学家们的思想。作为集中而具体的分析对象的哲学家、文人，远比前述十五人为多，共计二十七人：布坎南、培根、弥尔顿、韦布、坦普尔、福西乌斯、艾迪生、蒲柏、钱伯斯、沃波尔、伯泽尔、塞缪尔·约翰逊、哥尔德斯密斯、珀西、文森特、洛克、沙夫茨伯里、哈奇森、廷德尔、特伦查德、戈登、休谟、斯密，以及作为卫正斥邪派的巴克斯特、沃顿、伯克利等神职人员，再加上出身奴隶商人的三流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等。
作为按国别分论启蒙主义兴起与兴盛的首部著作，本书《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的孔子崇拜与道德学家》分析并考证了英国启蒙主义究竟因何契机、经由何种路径萌发并发展起来。通过对各位启蒙哲学家各自所处情境及其文本的精细考察，本书尤其对英国启蒙巨匠布坎南、培根、弥尔顿、坎伯兰、坦普尔、洛克、沙夫茨伯里、休谟、亚当·斯密的文本进行了细致分析，明确而生动地揭示出他们的思想是如何或明或暗地模仿或改造了孔子哲学与中国的政治制度。
由此，本书考证了那些被误认或误解为源自希腊与基督教、乃西方固有理念的思想——布坎南、弥尔顿、洛克的自然自由·平等思想、暴君放伐论及革命·抵抗权理论，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论，沙夫茨伯里与休谟、斯密的脱宗教的、世俗的本性道德论等——其实全部"产自远东"。众所周知，英国道德学家们的启蒙思想，在创造"近代欧洲"方面，比法国或德国哲学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十七世纪爆发的英国清教徒革命与光荣革命，正是以孔子哲学与儒教文明西迁而兴起的巴洛克·启蒙思想及新的政治构想为基础，在欧洲率先"试演"的大变革。约翰·弥尔顿是清教徒革命的代表性思想家，约翰·洛克则是光荣革命的代表性思想家。凭借这两场当时甚至未被称作"革命"的革命，英国在政治上比欧洲列国领先了一百年。十八世纪末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市民革命，无一不是对英国那两场革命的翻版或政治理念上的升华。因此，分析近代英国二百年道德哲学与政治思想所受孔孟哲学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英国道德学家们的启蒙哲学与政治思想，不仅对理解英国、也对理解西方列国的儒教化与近代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当然，法国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地兴起的启蒙思想，不仅在各国层面，而且在彼此紧密相连的欧洲列国层面，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主题将在随后问世的《近代法国的孔子热与启蒙哲学》与《近代德国与瑞士的儒教式启蒙主义》中按国别分别论述。由此，关于西方启蒙主义初创期与鼎盛期的整体论述及各国别的分论，将通过此前问世的《孔子哲学与西方启蒙主义的起源》（上、下）、本书《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的孔子崇拜与道德学家》，以及随后问世的《近代法国的孔子热与启蒙哲学》《近代德国与瑞士的儒教式启蒙主义》《孔子与美国的建国》共五部著作而最终完成。将这五部曲中集大成的具体研究成果一以贯之，藉以批判马克思、韦伯以工厂制生产、新教为中心的近代化话语，并构建以网络生产与儒教文明为中心的新近代化理论，这项纯粹的理论工作，则将以即将问世的《西方的儒教式近代化与远东诸国的近代性重构》为题的另一部理论著作来完成。
最后，关于本书部分内容，须预先说明的是：关于布坎南、培根、韦布、坎伯兰、坦普尔、福西乌斯、文森特、洛克等八位十七世纪哲学家的论述，本书是以《孔子哲学与西方启蒙主义的起源》（下）中所展开的论述与分析加以概括整理、补充而成。之所以援引对这些哲学家的先行论述，一方面是出于叙述结构上的需要——须将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二百年的哲学编织为一个"完整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读者仅凭通读本书一遍，便能了解英国近代哲学一以贯之的整体面貌。
笔者衷心期望，远东的知识分子能够通过这一系列著作，深刻理解远东与极西之间数百年来持续存在的文明拼接现象，即东西文明间的缝合与嫁接现象，从而正确评价孔子哲学在世界史上的伟力，彻底克服对儒教文明的自卑意识。唯愿远东的学者、文人以及政治家们能够恢复对远东文明的自豪感，展开面向未来、振翅高飞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